1948年，上海刑场，新四军苏浙游击纵队的全体成员。被残忍杀害后，一张罕见的留影，从镜头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几名国民党的官兵围在一起，议论纷纷，不远处的城墙上还挂着一颗血淋淋的头颅，而这颗头颅正是副司令兼参谋长汤景延的遗首。
1948年初，苏浙边区游击纵队接到命令，向青浦、嘉定一线渗透，目的并不在于正面作战，而是配合城市地下党，牵制国民党兵力。
这类任务风险极大，既要隐蔽行动，又要与城市内线保持联系，一旦暴露，几乎没有退路。汤景延清楚这一点，却还是带队进入平原地带。
江南的地形并不利于游击队长期藏匿。与浙西山区不同，这里河网纵横，但缺乏纵深，敌军可以迅速合围。战斗发生在2月的一次突围中，国民党保安部队联合地方武装封锁道路，逐段推进。
汤景延在掩护部队撤离时腿部中弹，被迫留下。被捕那一刻，随行人员有人试图折返救援，但遭到火力压制，只能撤走。
被押往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后，审讯很快开始。负责审讯的人员来自特务系统，手段并不复杂，却极具针对性。有人提出，只要供出地下组织，就可以保命，甚至继续担任军职。
汤景延没有回应。连续数日的拷问中，问话围绕苏浙边区游击纵队的编制、地下党联络点展开，但始终没有得到有价值的内容。记录中只留下几句简单的回答，多数时间沉默。
这样的沉默，并不是一时意气。早在抗日战争时期，汤景延已经参与过更隐蔽的行动。1943年，江苏通海地区处于“清乡”高压之下，日军与汪伪政权试图彻底清除抗日力量。
李士群主导的特务体系控制严密，新四军难以正面突破。就在这一背景下，汤景延接受任务，以整建制部队形式打入伪军内部。
那次行动的开始，甚至让部分群众一度误解。通海自卫团公开宣布投降，被编入伪军系统，汤景延还被授予“少将旅长”职务。
外界看来，这是一支被瓦解的抗日队伍。但实际情况完全不同。借助这一身份，汤景延进入敌人内部，建立情报网络，并以商号为掩护，在港口与集镇间运作。
协记公行的门面普通，经营粮食与蔬菜，来往船只频繁。正是在这样的掩护下，物资被分批转运，情报也不断送出。
关于“清乡”部署、日伪军调动路径等内容，被及时传回新四军系统。这些情报直接影响了根据地的应对，使部分地区得以提前转移，减少损失。
最关键的一次行动发生在1943年9月。金沙据点内，伪军高层聚集。汤景延以宴请为名，将主要人员集中在一起。夜深之后，行动突然展开，目标明确，迅速击毙特务头目，摧毁行动大队部。
行动结束后，部队迅速分散撤离。此事震动敌方，原本稳固的情报体系被打乱，清乡行动受到干扰。
抗战结束后，局势迅速转向内战。汤景延没有离开江海地区，而是继续在苏中一带活动。1945年至1947年间，江海平原的战斗多为小规模交锋。
夜间袭击、伏击运输队、破坏交通线，这些行动频繁发生。地方武装与正规部队配合，逐步形成新的游击体系。
到1948年初，苏浙边区游击纵队成立，汤景延被任命为副司令兼参谋长。这一职务不仅要求指挥能力，还需要统筹情报与行动。
在进入上海外围前，汤景延曾对部队强调，行动重点不是占据地盘，而是牵制和支援。那段时间的记录并不完整，但从后续情况看，任务已经引起国民党方面高度警觉。
看守所中的日子并不长。多次审讯未果后，处决的决定被迅速做出。时间定在5月中旬，地点选择在江湾刑场。这一安排并非偶然，那里曾多次执行公开处决，用以震慑周边力量。
被押往刑场的那天，天气阴沉。
随行人员记述中提到，队伍行进时并无喧哗，只有脚步声与枪械碰撞声。汤景延在队列中，衣物破损，但站姿笔直。有人试图再次劝说，内容与此前类似，没有得到回应。
枪声响起之前的几分钟，没有留下太多记录。
能确认的是，直到最后一刻，关于组织情况依然未被泄露。对于当时仍在活动的地下组织而言，这种沉默意味着关键的安全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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